普及 提高 借鉴 创新——谈新世纪佛教教育

  和着春天的脚步,人类跨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经济大潮、科技浪潮、社会思潮扑面而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吹拂着人们的心房,于是心灵的躁动再也难以平息,人们必须思索的是,面对着一阵阵大潮的冲击,是勇立潮头,还是为大潮所摧跨?


  作为一个有着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性宗教,佛教自然有着勇立潮头的能力、信心和勇气,但是能力的发掘、信心和勇气的鼓动,关键在于佛教徒队伍的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做到以上两点的唯一途径在于教育。教育是关系到佛教在新世纪兴衰存亡的大事。本文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


  一、上个世纪的觉醒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的车轮驶入了华夏热土,经过二十个世纪风雨的洗礼,车轮所至留下了不少闪光的足迹,却也不乏沾染上的污泥浊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推动佛教车轮前进的动力,同时人也可能是阻止甚至破坏佛教车轮前进的罪魁祸首。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洋枪洋炮的裹挟下,“东方睡狮”似有觉醒之意,“洋为中”成了当时思想开明者的口头禅。但是可供中国人用的洋东西只有现成的思想或产生思想之方法,想用洋人的钱那是与虎谋皮。无奈之下,某些“智者”提出了“庙产兴学”的口号,学堂是培养人才、灌输思想的基地,兴办学堂对社会的益处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要打"庙产"的主意可不那么容易。以敬安法师为首的佛教界同仁与政府拼死抗争,在敬安法师气急愤懑、以身殉教的壮举感召下,各地佛教团体紧密团结,与北洋政府展开了殊死抗争,最后以政府的让步而告终。在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政府想要以庙产兴办学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界青年力量汇聚一处,在与教内外反对势力的抗争中,一所所佛学专门院校相继兴办,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柏林图书馆,很快成为佛教僧侣自办教育的旗帜和典范;居士方面则由欧阳竟无先生创办“支那内学院”而与各大寺院的僧侣教育遥相呼应。常惺、法尊、巨赞、法舫、印顺、王恩洋、吕澂、熊十力等一大批佛教学者脱颖而出,领时代风气之先,开佛学院教育之端倪。《觉有情》、《海潮音》、《觉群》等报刊、杂志成了一块块理论阵地。在闽南佛学院等院校的基础上,太虚大师制定了一整套的教学体制、规章、课程,提出了初、中、高三级教育的模式,为“文革”以后全国佛学院的相继恢复和开办确定了基调。80年代初苏州灵岩山佛学院作为中级佛学院率先得到批准,然后是中国佛学院作为高级佛学院得以恢复,随后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等一大批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佛学院也都相继恢复和创办,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成了八、九十年代佛教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各级佛学院可谓硕果累累,全国各大寺院的年轻方丈、住持几乎无一不是各级佛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寺院内部的重要执事在佛学院毕业后还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执事进修班”,在佛教学识和管理水平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二、本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新的世纪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必然会有一次新的机遇。在新的世纪里,佛教的发展机遇尤其诱人。


  首先,根据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当一种文化走向极致的时候,必然为另一种文化所取代,上个世纪的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天下,科技、人伦、民主、法制,似乎西方没有一样不走在世界的前列。因缘际会,斗转星移,伴随着世纪钟声的敲响,东西方同步跨入了新世纪的门槛,人们厌倦了靠物质主宰世界的生活方式,渴求以优秀的精神食粮来填补内心的空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理性思维水平越来越高,对理性的追求将是本世纪的主流。无疑佛教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佛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他反对任何外在力量对人的主宰,强调通过人自身的理性思索,焕发出内蕴的潜能,这与当今人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认真态度是不谋而合的。


  其次,上个世纪下半叶异常活跃的邪教组织纷纷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批判和禁止,这是社会对人的关怀和拯救,但是邪教势力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正统宗教的软弱和退缩。随着人们对邪教的批判,一大批从邪教中醒悟过来的人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保护,他们需要用新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是一片广阔的空间,除草、耕耘、播种是佛教最终收获的希望。


  第三,经过二十多年苦心积虑的培育和造就,佛教界“青黄不接”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年轻一代的僧侣和居士已基本担当起佛教的领导重任,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专业化是他们的基本特色,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是他们内蕴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崛起应该是未来佛教发展的希望,崭新的良性循环机制将会重新运转起来。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佛教界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应该理智地面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思潮的日益激荡,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给佛教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人怎样立足于社会、评判社会、改造社会,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与佛教伦理,知识经济与超觉体验,种族冲突、地区冲突、军备竞赛与人类和平,等等,都是佛教必须直面的课题。可以想见,本世纪的佛教任重而道远。


  三、当前佛教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本世纪佛教唯一的选择,而做出这一选择的前提无疑是人才的培养和积蓄。尽管二十年来的佛教教育成效显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是无法回避对当前现状的忧虑,这种忧虑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教育的目标不明、主体偏失


一九九二年在上海召开的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佛教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作为全国佛教工作的重点倾斜提得非常恰当、及时,初、中、高三级教学体制也再次得到确认,但是各级佛学院的具体培养目标却难以明确。全国各级佛学院能拿出具体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微乎其微,二十余年的佛学院教育,大家似乎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其次,佛教教育的主体过于偏窄,似乎教育的对象只能是僧侣,好象只有僧侣才需要教育,广大的信教群众及居士力量被忽视,以至宗教政策落实至今,信徒的政策水平、理论水平仍然非常缺乏。


  2、佛教教育的后续工作有待加强


佛学院教育的三级教学体制本身是合理的、有序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却是混乱无序的状态,初级佛学院可以戴帽、中级佛学院也可以戴帽,这样原先的序列很快被打破,各级佛学院片面追求小而全,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以至于各地佛学院都可以平起平坐,这样原本具有的三级递升、竟争的激励机制被人为打破,各地佛学院的自我保护意识强烈,自我培养、自我消化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的能力。佛学院毕业后,有一点口才的都可以留校任教;有一点写作基础的可以从事研究;梵呗、唱念学得好的去做经忏佛事。对于外来的佛学院毕业生要么拒之门外、要么留而不用。人才的利用、管理、深造应该作为佛教教育的后续工作加以重视,三级教育的体制也应该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以确保其贯彻落实。


  3、佛教教育方式陈旧,难以与国际接轨


目前的佛学院教学大多沿袭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私塾化、灌输式、消文解字式,与社会学校普遍推广的现代化教学方式落差太大。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提倡的观机逗教、因材施教、勤学五明要求被置之不理,老的一代法师、居士去世后,新的一代法师、居士在知识面、学术水平方面难以承续下去,从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佛学院的学生一旦走上工作岗位,碰到实际问题时束手无策,因而眼高手低、纸上谈兵者比比皆是。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教学理念在佛教界难以推广,以致于某些学者提出要与佛教界分工负责,即佛教界只管修持,学术界负责理论指导,持这种观念者恐怕不在少数,甚至教界也有人在极力提倡。试问:修持者不懂佛法能算是佛教修持吗?佛教徒不弘法,佛教的慧命靠谁来延续?靠学者吗?显然不行。同样,佛学院教育恐怕在坚固信仰的同时,最紧迫的任务还是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弘法人才。


  4、佛教教育的重心把握不准,教书与育人往往形成一对矛盾


就教育而言,教书与育人应该是同步进行的,教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就是一个育人的过程。但是就时间而言,教书的时间毕竟很短,而育人却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工作,是相伴终生的。一个人的品德总需要不断完善,靠短短几年想要把一个学生育成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认为佛学院教学应在育人的基础上加大教书的比重,把佛教教育的重心转移到教书与育人并重方面来,佛学院的学生称为“学僧”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学做僧人”与寺庙里专门的僧人应该适用两种标准来衡量,标准单一势必导致"拔苗助长"的后果。
四、普及、提高、借鉴、创新是佛教教育的当务之急


  1、普及推广是佛教的立足基础


  佛教创立之初,就着力向民间传播,在当时种姓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坚持有教无类,贱民与国王、乞丐与富商可以同席听经、共同皈依;部派佛教时期,佛教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佛教徒分布到印度各地并与当地的人文、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二十多个部派;到了部派末期,由于理论逐步走向精致与烦琐,新的时代呼唤着新型的佛教形式,大乘佛教于是应运而生,大乘佛教倡导发挥佛教理论中的生活性内涵,强调信、愿的力量,对于接引广大信众实行生活性佛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可是到了大乘佛教后期,佛教理论走上了经院化的道路,佛教成了少数人的宗教,种姓制度被运用到佛性的划分上来,普通民众被排除在佛教圈之外,佛教的生命遭到了扼杀,乃至经过了密教近七百年的苟延残喘,终因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生活性内涵而在印度走向了灭亡。


  镜头变换,我们再来看作为印度佛教异地硕果的中国佛教,从最初的依附于中国传统的道术到魏晋南北朝的融入玄学、诠释玄学,这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熟悉和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努力在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方面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力图积极参与其中以充分发扬自己导世化俗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到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给佛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佛教出现了宗派林立、弘法多样、艺术繁荣的局面,佛教在这个时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关系密切。元、明、清以来,佛教在理论上建树不多,但在普及化程度上却在逐步加深,佛教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印有佛教的影迹。这是佛教在该时期注重普及推广的结果。


  因此,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佛教教育的对象和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对僧才的培养主要目标应落脚在弘法利生上面。佛陀最初创立僧团的目的,除便于集中修持和管理外,主要还是想造就一批传教人才,这从他后期要求僧人外出传教时应分散行动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也可见一斑。


  2、提高佛教徒素质是佛教存在的生命力所在


  随着佛教徒数量的日益增加,素质的提高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素质就是能力,就是水平,就是生命力。高素质的人才可以统领一大批信徒共同努力为佛教的振兴贡献力量。当前,就佛教徒的整体素质而言,还很有提高的必要。对于在家信徒而言,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参加寺庙组织的学习班、讲座,或通过音像视听等办法来实现;对于出家僧侣来说,佛学院教育是一个主要途径,学僧们可以通过三至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习,系统地掌握佛学基础、传教手段、研究方法、为僧之道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同时对于信息社会各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涉猎,从而为今后的弘法利生奠定基础。这就给今后的佛学院教育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佛学院教育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教授佛学基础知识上,应该多学科、多领域地广泛涉及,除了书本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造就一支有知识、有能力、有水平的僧才队伍是佛法久住的希望。


  3、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方法是佛教焕发生机的保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方法可以为佛教徒整体素质的提高找到捷径,可以改进佛教教育陈旧的、落后的教育模式,带动佛教走出孤芳自赏、夜郎自大的误区,从低谷徘徊状态走上积极发展的道路。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方法,最重要的前提是勇于袒露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积极建立与其他宗教、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话机制,取长补短,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以指导我们的弘法活动,大胆吸收科学研究方法和最新技术成果,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佛学研究方法,借助信息技术方面的最高成就,论证佛学知识的合理性和超越性,丰富佛学的内涵。佛学院教育尤其应充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工具,采用多种形式传授佛学知识,并在学好佛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一般的科学技能,从而为今后的佛法研究和教义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


  4、不断创新是佛教吸引民众的需要


  佛陀一生弘教强调对机、应机,因此佛经中的思想理论,以及为此所作的论释都是适应当时那个时代需要的,在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但是佛经的语言艰深、表述陈旧已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瓶颈,佛教对民众的吸引力可能就因为这些工具上的障碍而减弱。因此,在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应本着佛陀提出的"三法印"标准,采用新型的、符合现代人语言习惯的表述方法对佛经的语言进行新的诠释,充分发掘佛经中蕴含的有助于改变世道人心的内容,强化佛教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通过佛教对社会事业的关怀唤起民众对佛教的关注,并进一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


  佛教教育可供探讨的话题还有很多,诸如师资、教材、信仰、道风等等。显然,本文的主旨不在这些方面,本文重点阐述的是佛教教育观念的更新问题。普及是基础、提高是目的、借鉴是方法、创新是需要。普及是为提高打基础、借鉴是为创新做准备。在这四个原则的指导下再去解决其他问题想必会容易得多。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求正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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